白癜风公益帮扶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71027/5796518.html编者按：基于IMbrave研究的积极结果，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简称“T+A”方案）的创新疗法已相继获得FDA和NMPA批准用于不可切除肝细胞癌（HCC）的一线治疗，并被各大国际指南推荐。在“T+A”的应用过程中有何注意事项？有哪些亮点可进一步挖掘？“T+A”引领的肝癌免疫治疗新风向又将如何改变肝癌治疗的格局？
《国际肝病》特别策划中外大咖连线，邀请到美国杜克肿瘤医学中心MichaelMorse教授、医院肝肿瘤外科孙惠川教授、医院肿瘤内科李咏生教授以及医院中西医结合科解婧教授，组成多学科“天团”，一起在线探讨“T+A”免疫联合疗法及相关热点话题。
中美肝癌治疗现状的差异
中美两国HCC患者远期生存差异的原因有哪些？晚期肝癌治疗的中西方理念有何不同？我们如何看待中西方在晚期肝癌治疗的差异？孙惠川教授和MichaelMorse教授分享了各自的看法。
孙惠川教授认为，中美肝癌诊疗现状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发病率上，中国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排在所有肿瘤的第3位和第2位；而世界范围这两项数据为第6位和第4位，在美国肝癌排序在常见的肺癌、胰腺癌、乳腺癌和结肠癌之后。
第二个不同体现在治疗方式上。以往由于缺乏有效的系统治疗方式，大部分中国肝癌患者选择手术治疗或局部治疗。中国肝癌的手术适应证从早期肝癌到中期肝癌甚至到部分晚期肝癌都有覆盖，一些中晚期肝癌患者术后效果不佳。
中国的肝癌指南已经提出了适合于国情和实践的CNLC分期方法，对预后评估、治疗选择有了更好的指导。比如不同于BCLC国际指南，中国指南将部分早期门静脉癌栓纳入手术适应证范围。这主要得益于介入、手术以及以“T+A”为代表的系统治疗所取得的不断突破，使得肝癌的治疗方式发生变革，系统治疗联合手术及其他局部治疗的疗效将会进一步提升。
MichaelMorse教授指出，美国人口学特征导致不同种族的肝癌预后不同，目前关于肝癌的整体疗效尚无统一结果。肝癌预后常与肝癌病因相关，美国与中国在肝炎背景构成方面不同，美国肝癌以丙型肝炎背景多于乙型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影响也很大。此外，仍有很多患者对肝硬化病情并不知晓，直至发展为HCC。
整体而言，乙型肝炎相关HCC的预后较其他病因所致HCC差，但导致预后不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不同机制下的肿瘤分子学改变。对于乙型肝炎，目前已有疫苗接种；而丙型肝炎无疫苗预防，但已有治愈方案。在美国，肝硬化的筛查并不理想，而最为关键的恰是早期发现肝硬化，并进行治疗和随诊，以降低HCC的发生。此外，美国Child-PughA级的患者比例可能较中国更高，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患者可接受更多的治疗方式并且生存时间更长。
在治疗方面，中美两国有各自参考的HCC分期系统，分别是CNLC分期和BCLC分期，治疗策略也略有不同。BCLC分期下，系统治疗更进一步前移，让患者更早应用系统治疗而提高整体疗效。同时将血管侵犯和远处转移纳入同一组别进行治疗，而CNLC分期则将血管侵犯和远处转移进行区分。在美国，系统治疗、TACE或TARE在大多数中心都可及，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接受肝移植治疗。
中美专家的“T+A”治疗经验分享
IMbrave研究是首个在肝癌免疫治疗获得成功的III期研究，基于此研究的积极结果，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的“T+A”疗法已经获得FDA和NMPA批准用于晚期肝癌的一线治疗。
解婧教授谈到，“T+A”联合方案在免疫治疗基础上选择了贝伐珠单抗这样的抗血管生成单克隆抗体，看似意外，却在情理之中。在索拉非尼问世之前，对于没有其他治疗手段可选的晚期肝癌患者，一些肿瘤学家会应用贝伐珠单抗进行抗肿瘤新生血管治疗，在部分患者中看到了临床获益。解婧教授表示，在年IMbrave研究正式启动前，她不担心药物的疗效，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