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中华励志
希腊最初的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者，特别著力于宇宙根源的探讨，如希腊哲学始祖泰里士
(Thales)视水为万物根源，安那西明斯
(Anaximenes)视一切事物由空气之凝聚与发散而成，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归万象于抽象的数(数目
Number或数量
Quantity)
，德谟克里图斯(Democritus)
则以为万物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至庵被多克斯(Empedocles)
又主张万物不外地水风火四元素的聚散离合，安拿沙哥拉斯(Anaxagoras)
更谓万物以无数元素为种子，并且假定精神的心灵之存在，由此而说明种子之集散离合。以上诸家均重视自然的客观理解。至希腊第二期的哲学家才开治注重人事方面的问题，如苏各拉底所言正义、美、善、大等概念，柏拉图所主的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讲的至善、中道(Mean)
、公平、道德意志、友谊与道德之类，都是人类本身而非身外的自然问题。然而，他们都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辩。把美与善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由于他们重分析与思辩，故喜欢对各观念下定义。如辩不说谎或勇敢即为正义，由此引申以求正义的定义，显然这是理智的追求。自苏格拉底首先肯定(
形而上的)
理型(Idea)
的功用，柏拉图继而建立理型的理论(Theory
of
Idea)
，由之以说明客观知识之可能。并研究理型之离合，由之以说明真的肯定命题与真的否定命题之可能。如是遂建立其以理型为实有的形式体性学。亚里士多德继之，复讲形式与材质的对分，上而完成柏拉图所开立的宇宙论，下而创立他的逻辑学。他们这种理智思辩的兴趣，分解的精神，遂建立了知识论，客观而积亟的形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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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客观分解构造而建立起的形上学。这种形上学、吾名之曰观解的形上学(Theoretical
Metaphysics)
，复亦名之曰「实有形态」的形上学(Metaphysics
of
Being-form)
。这是中国思想中所不著重的，因而亦可说是没有的。即有时亦牵连到这种分解，如顺阴阳气化的宇宙观，发展到宋儒程朱一系，讲太极、理气，表面上亦似类乎这种形上学，然实则并不类。它的进路或出发点并不是希腊那一套。它不是由知识上的定义入手的。所以它没有知识论与逻辑。它的著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
中国的哲人多不著意于理智的思辩，更无对观念或概念下定义的兴趣。希腊哲学是重知解的，中国哲学则是重实践的。实践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治上表现善的理想，例如尧、舜、禹、汤、文、武诸哲人，都不是纯粹的哲人，而都是兼备圣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这些人物都是*治领袖。与希腊哲学传统中那些哲学家不同。在中国古代，圣和哲两个观念是相通的。哲字的原义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圣了。因此圣哲二字常被连用而成一词。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实践的过程即为*治的活动。此等活动是由自己出发，而关连著人、事和天三方面。所以*治的成功，取决于主体对外界人、事、天三方面关系的合理与调和；而要达到合理与调和，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作起，即是先要培养德性的主体，故此必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治理想的实践。
从德性实践的态度出发，是以自己的生命本身为对象，绝不是如希腊哲人之以自己生命以外的自然为对象，因此能对生命完全正视。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研究的自然生命(Natural
Life)
，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在道德的理想主义看来，自然生命或情欲生命只是生命的负面，在正面的精神生命之下，而与动物的生命落在同一层次。老子说:「何谓贵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十三章)
。所谓「有身」的大患，便是植根于自然生命的情欲。耶教所言的原罪、撒旦，佛教所说的业识、无明更多人生哲理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