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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医学科学观念和体系，躯体化患者初入的通常是医学话语体系。在临床上内科等一般医学科室的诊断过程基本是：首先，依赖于医学仪器的检查结果，通常医生认为这是最为精确的，且与诊断结果的联系也最密切。其次，依赖于医生用感官查探到的事实。最后，依靠患者本人陈述的患病体验。经历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着这一模式。美国一项针对内科医生的访谈研究发现，许多内科医生都秉持这样的观点[3]：（1）内科医生的任务是关心“医学”问题，而不是“心理、社会”问题；（2）内科医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管患者遇到的社会和心理问题；（3）与患者讨论其情感压力对患者来说太痛苦了，最好别这么做；（4）与患者讨论心理、社会问题是浪费时间，因为内科医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可见，现代医学的落脚点主要在躯体问题上，而较少
正如躯体化的定义中所述，躯体化患者通常坚持自己有躯体疾病，认为医生还没有检查出病因，故为了得到更“明确”的说法，他们辗转于各医学科室，不断进行各种项目的检查，这就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医患双方的沮丧。当医学检查无法找到相应生理病因时，就假定为精神、心理因素。于是，很多躯体化患者会被转至精神科、心理科等。通常情况下，精神科对此会做出精神障碍（疾病）的考虑，就是说，精神病学侧重于从精神、心理角度来认识躯体化现象。在精神科做出的“精神障碍”的诊断中，最常见的就是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在无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的情况下，这种病痛现象可能被诊断为躯体形式障碍[4]。精神病学做出的这种诊断表明，这类躯体症状是由精神病理学引起的。然而，很多因“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而就诊的患者，并不符合任何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即便如此，精神、社会因素仍在这类症状的发作、患者寻求帮助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躯体化现象已被精神病学视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诊断类别。值得
不难发现，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其他学科对躯体化现象的解释有了矛盾。当下，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仍处于两种独立的知识基点和截然不同的治疗系统，这就导致许多躯体化患者既接受了躯体疾病诊断，又接受了精神疾病诊断，使得他们很难获得完善的评估和治疗。也就是说，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其他学科都很难从自身角度，全面合理地
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其他学科的解读之所以出现矛盾，本质上，是因为现代医学体系基于的某种潜在的思维观念，即心身二元观。这是一种精神与躯体相互对立，心身二元分裂的思维图式。它是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认识心身关系的主旋律，尤其是笛卡尔主张的严格的二元分裂思想，即精神和肉体是两个并行不悖、独立存在的实体，谁也不决定谁，谁也不依赖谁，二者分庭抗礼，泾渭分明[5]，对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对医学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疾病和医学的观念方面，疾病因而被划分成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两大类，这两大类之间是不相关的，没有联系的。就是说，躯体类疾病和精神类疾病之间的“楚河汉界”是清晰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与此相关的假设是，精神症状提示精神病理学，躯体症状提示躯体病理学。然而，临床现象是活生生且错综复杂的，有着太多心身（精神/躯体）症状相兼的情况，很少存在纯躯体或纯精神的状况。尽管现代医学意识到了健康与疾病中的心身统一规律，也重视研究精神、心理因素对躯体的影响，但是在疾病分类、临床诊疗等方面仍然未能走出二元论的阴影。因此，为了弥补疾病的传统二元划分法的缺陷，精神病学先后提出了“共病”、“躯体化”等名词。“共病”指共同存在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的情况，目前这一名词已延伸为同时出现显著的精神症状和躯体病理变化[6]。至于“躯体化”这个名词，前文虽已有所述及，但下文还将讨论。可以说，对心身归属相对“明确”的病痛现象，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其他学科尚能分工明确。但是，对躯体化等心身属性模糊的问题，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其他学科就产生了龃龉，精神病学则能更加积极主动地面对此类问题。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看，有两种理解躯体化现象的方式[7]：一是表达躯体化，即继发于精神障碍的躯体化表现；二是功能躯体化，即不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精神心理因素仍在其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事实上，躯体化是一种精神与躯体相互交织的病痛现象。例如，近十几年中，基于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心身交互作用，成为躯体化病理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8]。然而，由于受到现代医学根深蒂固的心身分离观念的限制，目前精神病学仍然无法对躯体化现象做出具体的解释，于是只好假设存在一个“躯体化”的过程，即精神病理学无法正常表达，只能通过“躯体化”的过程，从而引起了躯体症状。也就是说，为了摆脱疾病的传统二元划分法的限制，精神病学提出了“躯体化”这一带有割裂性质的名词，以解释这类精神与躯体相互联系的病痛现象。
由此可知，“躯体化”这一名词深深根植于西方现代医学科学体系，是精神病学对缺乏躯体病理学证据的躯体症状的补救性解释，它带有试图跨越传统的心身二元界线的意味。然而，这个名词作为现代医学是二元分裂的产物，恰恰折射出现代医学科学体系内自身具有的矛盾性。
任何医学诊断都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给患者的病痛提供某种解释，并且使这种解释能够在逻辑关系上自洽。由于社会文化构建了其社会成员思考和感受疾病的方式[9]，就是说，社会成员认知和体验疾病的方式，深深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患者能否接受医生给出的专业诊断，往往会受到本土社会文化（包括医学文化）的影响。如果医生的诊断与患者的文化心理契合，那么患者就比较容易接受，反之亦然。躯体化现象亦是如此。在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背景下，很多躯体化患者难以接受现代医学体系的解释，尤其是精神病学做出的“精神障碍”的诊断，其原因是与他们熟悉的中国传统医学的解释模式有矛盾，与他们固有的心身一体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念相冲突。
“心身”两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作“形神”，无论是“形具而神生”、“形与神俱”，还是“形质神用”、“形神相即”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形神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10]。可以说，形神（心身）合一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心身观，影响着中国人日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言语不仅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还是价值观念与习惯性思维内容的体现。依据观察，使用汉语的华人常用躯体语言来表达内心的反应，尤其是用躯体内脏器官来表达不同的情绪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和丰富[11]。例如，“令人头疼”、“伤脑筋”等表达烦恼情绪，“气得手脚发抖”、“脾气大”等表达生气状态，“心情不好”、“愁得茶饭不思”等表达忧郁情绪等。相应地，诉说躯体症状以表达心理情绪方面的不适，就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习惯。这就提示，使用汉语的华人在日常思考中有心身合一的倾向，相反，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中很少有心身分离的观念。因此，中国人所谈论的“身体”，通常牵涉到躯体与精神两个层面，指生理与心理交互而形成的整体。
中医学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神合一”的观点，形成了重视躯体与心理（形与神）在健康和疾病过程中相互关系的传统。这种
正是基于此，中医学对于精神病学所谓的躯体化现象，多能立足于七情内伤理论进行具体分析，并通过中药、针灸、情志等疗法予以综合调治，使患者作为心身合一的整体得到充分关照。就是说，对于精神情绪障碍与躯体疾病之间的病理关系，中医学通过“内伤七情说”，可以紧扣临床事实，做出充分的理论解释，而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这与现代医学体系内一分为二的解释，即或归为医学中的躯体功能异常，或归为精神病学中的精神障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诊疗上的整体观念和二元主义的冲突，是中西医学在观念和模式上的最大差异，更进一步而言，这是中西方社会的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尽管现代医学体系已在国内占据主流地位，很多医生已认可现代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但普通社会成员不一定接受这种医学文化，原因是与其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并不契合，何况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总是具有持久性甚至滞后性。
显然，中国本土背景下躯体化患者更倾向于接受中医学的解释，而不是现代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解释。国内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受访的心身科、神经内科和中医科中，很多因“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而就诊的患者更乐于接受基于中医药文化的解释，认为中医科医生更具有人情味，更容易与其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13]。这就提示，中医学对躯体化现象的解释在本土临床中有实用价值。同时，这也为研究躯体化患者的医患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医生的解释能否与患者固有的文化观念对接，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学这种疾病解释的传统，又会强化本土患者认知疾病的方式。
基于心身二元观的现代医学体系，对躯体化现象的诊疗采取了心身分离的模式，在本土的许多躯体化患者中比较难以接受。此外，将躯体化现象诊断为精神障碍，在中国社会具有明显的污名效应。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中同样存在。例如，有研究发现，即使在西方社会，对躯体性病痛给出纯粹“心理和精神”的解释也较难得到所有患者的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患者主观体验到的病痛是身体状态[14]。又如，有研究发现，在西方社会，躯体化现象被诊断为精神障碍，比被诊断为医学问题具有更高的污名性[15]。
西方医学界已认识到二元论思考方式带来的这种实践后果，并且已经有实证研究表明，很多精神障碍具有一定的神经系统病变基础，显示了心身二元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是，更需要对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诊疗进行整合，同时促进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其他学科的融合。例如，国外采取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医院设置“会诊—联络精神病学”服务。另外，神经科学的发展也正在促进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其他学科的整合。最近几十年兴起的心身医学，其发展致力于弥合现代医学中生理和心理的分裂，提倡健康领域的整体观念和系统思想，
国内医学界在中西医学两种模式并存的背景下，又该如何面对躯体化现象诊疗中的各种问题呢？这显然要从本土临床实用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躯体化是一种心身混合的病痛现象，临床上对此现象的诊断应尽量接近其实质，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缓解或消除患者的病痛。另一方面，躯体化诊断应尽量考虑本土患者的文化心理，这样患者比较容易接受并能积极配合治疗。综合这两个方面，笔者提议：本土背景下的躯体化诊疗，既要依靠中国传统医学的力量，还要依靠心身医学的介入。因为与更偏向于管理层面的“医院精神卫生”相比，心身医学更能触碰到躯体化这一病痛现象的实质。同样，与仅从技术角度来连接精神病学与医学的“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相比，心身医学更显示出其理论上的考量，并能够迎合本土躯体化患者的文化心理需求。显然，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躯体化患者更容易接受心身医学这一名词。
在临床躯体化现象的诊疗实践中，应该对心身医学与中医学加以整合，这将为该现象提供更多的解释和解决途径。例如，对那些愿意探讨心理因素对其症状有影响的长期患有躯体化的患者，中医科在传统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可以适当融入现代精神心理疗法，以帮助患者释缓心身病痛体验；对那些否认心理或社会因素对其症状有重要性的、有敌对情绪的躯体化患者，心身科可以借鉴中医学的解释途径（也就是说，躯体化现象的解释可以尝试从多个模式进行），并在治疗时适当配合针灸、推拿等方法，以帮助患者缓解或解除躯体病痛，与其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这些诊疗上的整合都将可能促进心身医学的本土化发展，实际上，这与构建中医心身医学的设想是一致的。而且，这种整合将促进现行医学观念和模式的逐渐转变。
[1]LipowskiZJ.Reviewofconsultationpsychiatryandpsychosomaticmedicine.3.Theoreticalissues[J].PsychosomMed,,30(4):-.
[2]陈子晨.躯体化现象在中西方文化下的解释模式差异[D].天津：南开大学,：1-5.
[3]DuffyDL,HamermanD,CohenMA.Communicationskillsofhouseofficers[J].AnnInternMed,,93(2):-.
[4]GelderM,HarrisonP,CowenP.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M].5版.刘协和,李涛,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社,:-.
[5]刘虹,张宗明,林辉.新编医学哲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39-42.
[6]KiselySR,GoidbergDP.Physicalandpsychiat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