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穿山甲“奇奇”，18年6月在江西赣州宁都发现
来源中华穿山甲保护地-宁都，现已放生到保护区内。关于中华穿山甲的议论，我相信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下面是魏老师的第二篇。如果我是个心理学家，我会对这几天参与“中华穿山甲是否功能性灭绝”的几方代表人物，进行一次心理分析。可惜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做企业出身的穿山甲爱好者。平时最喜欢的事，是看到一片片森林重新天然化。
现在大陆有很多农田尤其是南方的农田被弃耕，那些种植水稻的地方纷纷长上了野草，丘陵上原来种植的果树让位给了毛竹和杉树，我看了很是高兴。虽然森林重新天然化、大地重新荒野化的速度仍旧很慢。
每每看到这些地方在回归荒凉，我都在想，我所最钟爱的中华穿山甲，会在这里重新出没，打洞吗？
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一切似乎都没可能。有人说，有山的地方就有水，有水的地方就有鱼。但说这话的人，估计不敢说，南方有山的地方，就会再重新有中华穿山甲。
有一次我在台湾的屏东，接待一位来自大陆的朋友，这个朋友突然问我说，假如，大陆要向台湾借几百只中华穿山甲，在一些保护区内野放，争取恢复种群，你们会答应吗？
我说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替任何人做主，甚至我无法替自己作主，我只能相信大自然的天意了。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往外冒：中华穿山甲如果在台湾生活得很好，又何必到大陆那样的凶险之地去冒险？何况，万一，台湾的是一个亚种，大陆的，是另外一个亚种，即使大陆有台湾过去的穿山甲，也不能挽回大陆的中华穿山甲灭绝的命运。
这几天的纷争，我虽然不是研究心理学的，但多少也看出了一个端倪：在大陆，到底，谁才有资格向社会宣布“中华穿山甲”已经灭绝？
这一次“主动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具备不具备这样的合法身份呢？
查这家机构的来头，也算不小，它是年就成立的，悬挂在中国科协的下面，也算是“国家一级学会协会”。这样的机构的公信力，应当是具备的。所发出的声音被大陆*府的默认性，也是具备的。
当然，历史上，这家机构从来没有宣布过某个大陆特有物种功能性灭绝。相反，当时成立这家基金会的第一个使命，是从英国人手里承接人家赠送的麋鹿，并努力恢复其野外种群。如果英国人当时不把这些麋鹿赠送给大陆，这个物种在大陆就早已经灭绝了。
大陆在年7月份重新修订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年10月又重新修订了一次。在这最新通过的法律里，好像也找不到具体的规定，要由谁来发布。
以前的惯例似乎是有的。好像是年，多国科学家一起沿着长江考察了很多很多天之后，有过宣布，当时的珍贵、濒危物种白暨豚，“野外功能性灭绝”。此前的华南虎，似乎也被这样宣判过。当然，大陆还有很多很多实际上灭绝或者即将灭绝的物种，尚未得到“正式的官宣”。原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由此，当前讨论得最热烈的几方，其实可能真正在考虑的是一个问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有没有“法定资格”，主动向公众发布某个物种已经野外功能性灭绝？
换句话说，中国绿发会这样的组织，正式发布出来的公告，有多大的可信度？
再换句话说，在整个世界发展到了这个样子的时候，一个物种的野外功能性灭绝，是否仍旧需要高官大员才有资格发布消息和确认许可？
按照大陆*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很多事确实不应当再由*府来官宣，动不动就得国务院出来说话，社会组织完全有理由和条件，对自己热爱、熟悉、专业和擅长的业务，发布权威的声明和通告。这通告可能不像*策那么严厉和果敢，但至少是对社会最好的提醒与震动。
一般来说，没有哪一个社会组织会自寻烦恼，发布一些让人类痛心的消息。台湾也好，大陆也好，生态环保保育方面的社会组织，最喜欢发布的肯定是哪些物种重新得到了恢复，哪块栖息地得到了保全，哪个法律又给野生动物保护撑腰了，哪个权贵又公然出来表态动物与人类都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组织如果运营得好，可以成为社会的良心。一颗好的社会良心，需要做的事是两个，一是发现真相，二是把真相告诉所有的人。大陆有些科学家之所以令不人齿，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真相，而是他们没有把真相告诉所有的人，相反，却采用各种方式隐瞒真相，把公众当成愚民来对待。愚弄公众，科学家这么玩，当然就会招来非议。
如果有人今天再问我，在大陆，谁有权力主动发布“中华穿山甲”野外功能性灭绝？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真实情况的“人”，这个“人”，可以是某个自然人，可以是记者，农民，作家，环保人士，科学工作者；这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是商业的，*府的，科学的，还是公益的、社会的。
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个人掌握的真实情况是真实情况，这个人愿意把他掌握的真实情况如实地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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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悲的是NGO做着专家做的事，而一些专家却成了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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